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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建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當下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討論的重要問題。本文提供了一個不僅以經濟理論為基礎，更建立在中國具體國情之上的討論思路。馬傳景認為我們應該以市場社會為前提，建立有效的機制，把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具體化，并希望經濟學領域能夠對這一課題以更寬廣的視野進行深入的研討。

我們要建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馬傳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期，轉型經濟研究在國外、國內都熱了一陣子，新世紀以來卻都冷了下來。這并不意味著轉型經濟沒有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了。近二十年，不少國家發展模式轉型成效不明顯，出現效率、效益下降，發展陷入停滯狀態；有的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基本停頓甚至出現倒退，都說明轉型經濟研究還很不到位，沒有為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從國內情況看，即以經濟體制轉型的目標模式而論，我們已經達到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或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水平，這當然很了不起。但只是知道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把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具體化。在現存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中，沒有一種是盡善盡美的，如果把某種市場經濟體制照搬到中國，“橘逾淮則成枳”，其表現是要大打折扣的。中國要根據自己特殊的文化、歷史傳統和現狀，選擇建立一種與現成的目標模式有所區別的市場經濟體制。

01 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與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

美國歷史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曾斷言，歷史已經前進，儒教文明已成為民族遺產，被安放在博物館中。我們的生活感知卻和列文森的結論很不一致。我們時時處處都能感覺到歷史和文化傳統不斷指點我們前行的方向。

與列文森大異其趣，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明確提出制度決定發展績效，而制度改進（也可以直接理解為改革）存在“路徑依賴”。所謂路徑依賴，是指當我們在經濟生活中遇到了難題，總是習慣于從現實和歷史傳統中尋找答案與出路。諾斯所言的制度，既有正式制度，也有非正式制度。不僅如此，諾斯晚年實際上放棄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提出的“正式制度決定論”的觀點，在制度分析中更加重視文化與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因素。明眼人能夠意識到，諾斯晚年的觀點是對我們原來認知的一種顛覆。然而，運用諾斯的觀點分析中外歷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問題，我們會發現他的觀點具有強大的解釋功能。中國明代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卻沒有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而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卻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生長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有學者研究指出，這取決于歐洲和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同。馬克斯·韋伯也把新教倫理作為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就不是物質決定精神，而是精神決定物質了。厲以寧在《資本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分析了為什么資本主義（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可以在歐洲產生，而不能在中國產生。他認為原因在于歐洲國家和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不同：前者是剛性結構，后者是彈性結構。這分明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恩格斯正確地指出過，辯證唯物主義揭示的是一種“大規律”，需要在較長歷史時期才能呈現和得到驗證。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必定還有一些“小規律”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起支配作用。不排斥人類思想寶庫中所有有用的分析工具，重視歷史傳統、精神文化方面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將使我們的分析和研究變得深刻很多，也容易許多。

道格拉斯·諾斯

越來越多的文化學者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主流傳統文化并不是列文森等人所說的儒家文化，統治者更傾向于把法家思想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表面上各個朝代都披上了儒家仁政的外衣，實際上是以法為骨，實行嚴刑峻法，來統治民眾和維護社會秩序。是謂“外儒內法”或“表儒法里”。從政治方面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曾斷然指出，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秦朝以后的兩千多年間，不同王朝在細節上雖有所區別，但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沿襲了秦朝開始實行的郡縣制，或者說高度集中統一的專制制度。過去國內學者多認為國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只是到達縣一級，讓當地的鄉紳用鄉規民約處理日常事務，是謂“皇權不下縣”。但也有學者運用大量史料證明所謂“皇權不下縣”是一個偽命題，在多個王朝中，中央對包括鄉村在內的基層單位，都實施了直接的、強有力的控制。

中國幾千年政治和文化傳統導致了“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傳統中國社會，政治上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從中央到地方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實行全面控制。

漫畫《“強”政府》《“弱”政府》，J.A. Wales 繪

綜上所述，研究提出我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不可忽視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巨大影響，不能忽視路徑依賴的頑強作用。可以想見，中國能夠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是完全的歐美式市場經濟體制，倒可能與東亞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更接近。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未來我國建立的這種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的權力要比日本、新加坡還要更大一些。需要明白的一點是，只要能夠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只要有健全的法制和真正的產權保護，政府權力大一些或小一些，不會成為影響一國發展的關鍵制度因素。日本和新加坡的情況就是例證。

02 市場經濟不能獨立于市場社會而存在

市場經濟是經濟學家對現實的一種抽象。現實中并不存在市場經濟，只存在市場社會。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市場經濟規則得到貫徹，是有條件的，就是要建立起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體系、道德倫理體系和行為規范。所以，沒有離開市場社會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建立必然同時是市場社會的建立。不然，市場經濟不過是夢中人、鏡中花、水中月。

毫不相干的人們之間通過交換可以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前提是人們必須遵守交換的規則，尊重對方的利益，信守承諾。經濟學家認為，這種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自覺性是通過無數次重復博弈達到的。如果一個人不遵守交易規則，在市場上就不是適宜交易的伙伴，就沒有人愿意和他做生意。正如林肯所說，一個人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候欺騙所有的人。由于不遵守市場規則是有代價的，人們面臨是遵守還是違反市場交易規則的選擇時，一般會選擇信守諾言、遵守契約。然而，像所有制度一樣，市場經濟制度也不是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只要遵守市場規則，在所有場合和所有時間都能給人們帶來利益，市場也不能保證所有違反交易規則的行為都得到懲罰。正因如此，大衛·休謨指出，雖然一個人為了他在社會上的生存必須講信譽，但是信譽的建立不能單純依靠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信譽、正義、契約這些規則的建立，必須用超越個人利益的規則來制約那些低一層次的行為規范，這就是法治。只有通過社會法律的強制，使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行為得到保護，違反規則的行為得到懲罰，才能使必要的市場秩序得到維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市場經濟同時也是法治經濟。

世界上不存在百無一疏的法律體系。人們常說，有一百條法律，就有一百零一個空子可鉆。法律不可能使所有違反市場交易規則的行為都得到懲罰，不是所有蓄意損害交易對象利益的行為都要付出代價。即使一個社會建立了完備的法律體系，但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公民都缺乏基本道德約束，沒有自覺遵守法律的意識，這時的法律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因為法律的真正作用是威懾功能，而不是懲罰功能。這樣的社會仍然會陷入無序狀態。進一步說，在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社會，即使法律制度很完備，并且做到了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但如果公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社會就必須花費大量的物力、人力、財力來監督契約的履行，對違反交易規則的行為進行懲戒，社會監督的成本就會變得很高，這種市場經濟制度就會沒有效率，與計劃經濟制度相比也就沒有優越性，經濟體制改革也會變得沒有實際意義。由此看來，市場經濟的存在與發展離不開一定的道德基礎。成功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除了包括法律在內的“有字的合約”，還包括法律意識、道德約束等“無字的規則”。“無字的規則”的作用是無形的、司空見慣的，往往為人們所忽視。其實，正是因為這些“無字的規則”的存在和作用，才保證了契約的履行，才保證了市場經濟制度的順利運行。

“市場經濟不能獨立于市場社會而存在”（編者繪）

這樣看來，市場經濟體制雖然更有活力，但對法治建設、道德建設的要求更高，因而也是很脆弱的。因此，關于未來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的研究，不是一種純經濟研究，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不單純是經濟領域的改革。在我看來，未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角色不是進行現實的經濟活動，或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應當致力于法治建設，并確保法律得以貫徹和執行，真正保證交易契約的履行，保護產權，保護市場主體的利益，使所有損害正當交易的行為都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在政府與其他市場經濟主體的關系中，政府也是平等的民事主體，要受到法律的約束，承擔權利、責任和義務。政府侵犯其他市場主體權利的行為，同樣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對于廣大市場主體而言，主要應當建立遵法守法意識和提高道德水平。在這里，特別重要的是克服傳統中國社會里重私德而缺乏公德的問題。梁啟超在《新民論》中說：“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缺如”，“若中國之五倫，則惟于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諸多”。費孝通先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分析中指出，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或曰“熟人社會”。人們生活在狹小的圈子里，發生關系的都是親戚、朋友、鄉親，彼此世代相處，相互依賴，彼此之間必須以誠相待，信守承諾，否則不僅經濟上要受損失，而且還會在固定的圈子里名譽掃地，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走出這個熟人圈子，人們就會變得很冷漠，相互之間很難以誠相待、信守承諾，相互提防、爾虞我詐則成為常態。很顯然，由于分工和市場范圍的擴大，市場交易大量地發生于陌生人之間，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需要的是建立公德，我們不可能從傳統道德觀念中直接繼承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遺產。因此第一，我們的社會需要建立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維護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秩序，極端依賴契約精神或者說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就是為了遵循和捍衛更高價值的規則，不惜犧牲自己暫時的經濟利益的精神力量。不僅在市場規則有利于個人利益時遵守它，在不利于個人利益時也始終堅持遵守。把市場經濟與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物欲橫流畫等號，是對市場經濟的嚴重誤解（參見盛洪：《經濟學精神》，廣東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要對我們的輿論引導工作進行反思，改進意識形態工作。社會道德是分層次的。大部分人能夠做到的是達到基本的道德要求，只有少數人能達到更高的道德水準。而一個社會和市場經濟能夠正常運轉，靠的是基本道德規范得到遵守。要使市場經濟順利運行，社會成員應當遵守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規范，比如遵守職業操守、信守承諾。我們的社會應當下大力氣弘揚職業精神和契約精神，在達到基本道德要求的基礎上，向社會的精英階層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人們連基本的契約精神和職業精神都不具備，連他人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都不尊重，更何談尊重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甚至以身許國、舍生取義？

03

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機制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是把蛋糕做大和如何分蛋糕的問題。怎樣處理二者關系，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整體面貌具有重大影響。更加重視效率，就要更多發揮市場經濟機制的作用；更加重視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對經濟活動特別是收入分配的干預。所以，討論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問題，繞不開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問題。原則上講，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是在提高效率與促進公平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在制度上建立協調公平與效率關系的體制機制。具體分析，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必須保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根本性作用，進一步提高效率，確保把蛋糕做得越來越大。沒有這個前提，只討論如何切蛋糕，就會回到原來的那種普遍貧窮的狀況。在此基礎上，應當充分考慮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文化傳統，在初次分配中講究效率，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更多考慮實現公平的需要，政府集中更多收入和財富解決普通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社會救濟、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中小學義務教育等重大民生問題。過去討論公平與效率關系時，經濟學家多只關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而忽視了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對公平與效率的影響。目前，政府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已經不低。比如，當前企業的宏觀稅負（稅收加各項收費、社保費用等）已高達60%以上，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稅收水平。我國近年來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投資占比仍然在40%以上，不僅大大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印度、越南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財政收入少用來投資，而是大幅度增加民生投入，就可以大大緩解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據統計，發達國家僅社會保障一個大項，就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15%。顯然，我國在這方面還有很大操作與調整的空間。

部分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對初次分配的作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對初次分配的平抑作用有限，基尼系數的下降值和下降率低于其他歐洲國家

04 經濟轉型既有最終目標，也有階段性目標

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不會一蹴而就，應該分步實施，每一階段有各自的階段性目標，完成階段性改革任務，通過改革成果的積累逐步向最終目標逼近。

關于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是什么，我們堅信中國式市場經濟體制應當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根本性作用，市場經濟主體對于經濟活動具有決策權、選擇權。得到這樣的認識，說明我們經過長期艱苦探索，付出巨大代價，已經觸摸到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需要倍加珍視。今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這一基本原則，不能有絲毫動搖和反復。除此之外，目前還不能對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模式做出更多的推斷。本來制度改進和形成就不是一個可以事先設計好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建構”過程。哈耶克曾指出：“人們賴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沒有人設計和指揮的情況下形成和運轉的。”我們要承認不清楚未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到底是什么樣子，改革過程只能是一個不斷試錯、不斷校正、逐步發現正確方向的過程。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想的高明之處。

1993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一文

改革必須分階段進行，并確定每一階段的改革目標，主要由于：第一，改革是有成本的。傳統體制下形成了一定的利益格局，形成了既得利益。改革就是要調整現有利益格局，一定會動一些人的奶酪，遭到頑強的抵抗。在每一個階段確定有限性目標，就是要對既得利益實行贖買，減少改革阻力。這就要看社會有多大能力補償既得利益者的損失。第二，正如我們在市場社會和市場經濟那一節指出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有賴于市場社會的建成，需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需要全社會形成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規范和道德意識，而這兩個方面都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尤其是市場經濟精神的形成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俄羅斯的改革采取了休克療法，一夜之間由計劃經濟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相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規范沒有建立起來，卻建立起一種寡頭壟斷經濟，使這個國家吃盡了苦頭，我們必須吸取教訓。

在市場經濟的最終目標模式尚不清晰的情況下提出階段性改革目標，我以為要堅持以下原則。第一個是不能把階段性目標當成最終目標，把一種過渡性體制固化下來，導致改革停頓。比如，在改革中形成的“中國模式”，只是適應一個時期的情況，在一定時期發揮了作用。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這一模式的制度潛力已經發揮得差不多了，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向新的改革目標前進。第二個是改革的每個階段性目標都必須是富民，使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這就解決了改革的動力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早期階段，鄧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就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結果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全體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同時得到了提高。今后在確定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時，也必須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改革的結果是損害了老百姓利益，這種改革一定是錯誤的，也難以為繼。第三個是保持社會的基本穩定，不能引起太大的動蕩。改革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在所難免，但改革一定是在社會比較穩定的條件下進行的。為了避免改革引起的動蕩，社會就要準備好支付改革的成本，使得因改革利益受到損失的群體得到適當補償。另外，改革的步伐不宜過大，畢竟人們對新事物有一個逐漸適應的過程。

注：原文載自《讀書》2025年第3期。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