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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12月15日，美國商業咨詢機構榮鼎集團發布其中國項目團隊的副總監、聯席董事卡米爾·布勒諾瓦（Camille Boullenois）等人撰寫的《經濟放緩下中國科技支出正在分散》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可能會抑制創新研發投入。報告評估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財政環境收緊對每個資金來源的影響，認為資源稀缺可能會迫使政府更具戰略性地將資金引導到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技術和公司這一更狹窄的核心。報告認為，總體上較低的科技支出并不一定會阻礙中國在這些戰略領域發展成為全球領導者的能力。報告也警示，經濟增長放緩或減緩中國發展一個全面的創新生態系統，進而影響技術之間的溢出效應，放緩下一代創新的出現，并影響到人才和資源的有效調動。

近年來，以七國集團（G7）國家為代表的美西方國家加強貿易和投資管制，以遏制中國高科技部門的增長，并限制中國產業政策對其行業的溢出效應。面對日益增長的地緣政治逆風，中國政府加倍努力，成為自立自強的全球科技強國。

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可能會抑制創新強國進程。歷史表明，經濟增長放緩往往會對創新資金和能力產生負面影響。報告詳細介紹了中國創新生態系統的主要資金來源，并評估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財政環境收緊對每個資金來源的影響。資源稀缺可能會迫使政府更具戰略性地將資金引導到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技術和公司這一更狹窄的核心。總體上較低的科技支出并不一定會阻礙中國在這些戰略領域發展成為全球領導者的能力。然而，它可能會減緩中國發展一個全面的創新生態系統，這種生態系統可以促進技術之間的溢出效應，促進下一代創新的出現，并保持人才和資源的調動。

PART/1

中國經濟放緩對科技資金來源的影響

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中國創新生態系統的資金來自各種商業和公共來源，并流向廣泛的公共和私人科技行為者。然而，與其他大型和技術發達的經濟體相比，政府相關來源在中國發揮著主導作用，約占流入中國科技生態系統的所有資金的60%（見圖1）。

由于政府相關資金承擔了中國科技體系的大部分融資，因此地方財政狀況會帶來很高的破壞風險。2022年，地方政府約占政府科技支出總額的三分之二。科技的其他資金來源，包括從再投資利潤到股權和貸款的商業融資渠道，也將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

PART/2

 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資助

中國的大學和研發機構最直接地受到中國經濟放緩和地方政府財政困境的影響。這些機構在中國的創新生態系統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占中國基礎研究支出的85%，并且主要由政府資助支持。2022年，他們獲得了約438億元人民幣（65億美元）的研發活動預算支出，約占其整體科技預算的70%，比2018年增長了34%。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而且越來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擔，2018 年地方政府占政府對大學和研究機構支持的 68%。

未來幾年，地方政府的預算資金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地方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從2015年的12%左右下降到2022年的9%。稅收收入占地方政府一般預算的70%，2020年和2022年的稅收收入絕對值也有所下降，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給予了稅收減免，以及企業部門放緩導致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收入減少。除此之外，許多地方政府在疫情前和疫情期間都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債務償還負擔。

盡管收入下降，但地方政府仍被要求在一系列政策優先事項上增加支出，尤其是在人口老齡化加速退休并需要更多公共醫療和社會系統的情況下。根據官方預算，這已經影響了政府對科技的直接支出，在過去十年中，科技支出的增長速度慢于衛生和社會保障支出。

科技支出能力的下降將使中國3000所省級大學以及地方政府資助的研究所、實驗室和科研項目面臨風險。地方政府財政緊縮對各省的影響不盡相同。中國約有一半的地方政府直接科技撥款來自五個發達省份，這些省份的財政通常較為穩定。但即使是這些省份，也難免受到財政緊縮影響。2022年，這些省份的平均一般預算收入下降了4%，而所有省份的平均降幅為8%。

PART/3

 政府資助鼓勵企業研發

過去十年間，政府還通過補貼和稅收優惠，以及股權融資和高科技基礎設施等間接手段，加大了對企業研發的支持力度（圖 2）。所有資金來源都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僅稅收返還一項在2018年至2022年間的年均增長率就高達 28.8%，成為政府為企業研發提供資金的最大來源，到2022年將達到1.3萬億元人民幣（1933億美元）。

然而，就像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直接科技支持一樣，稅收優惠大多來自地方政府。因此，它們取決于地方維持或增加稅收收入的能力。由于稅收優惠占企業研發支出的一半以上，資金放緩的影響可能很明顯。新興和利潤較低的領域的早期公司相對更依賴政府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使其面臨更大的風險。

地方財政限制還可能抑制政府為科技提供資金的新的間接來源，如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和清潔技術等高科技行業的 “新基建”項目的半財政支出。根據榮鼎集團的部分“新基建”項目數據庫，2018年至2022年間，這類資金增長了40倍，達到563萬億元人民幣（837億美元）。2022 年，這些基金共向中國高科技公司提供了不少于830億人民幣（123億美元）的資金。

“新基建”和政府贈款基金由地方政府通過政府專項 “基金預算”提供資金（圖 3）。這些預算依賴于土地收入和債務，因此與過去的預算資金相比受到的限制較少。2021年至2022年 ，土地出讓收入下降了23%，而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和不斷上升的利息支出限制了地方政府利用更多債務為新項目融資的能力。即使在廣東和江蘇這樣的發達省份，2015年至2021 年間，相關利息支出占公共收入的比重也分別增長了30%和25%，分別占財政收入的5.4%和7.3%。

這些限制將影響高科技園區和設施的投資水平，以及創新公司的股權。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努力重新平衡地方政府對新增長動力的投資，高科技基礎設施的整體韌性可能會略有增強。

PART/4

 商業來源

最后，中國經濟增長承壓也會影響構成中國企業研發資金另外約45%的商業來源。大多數商業資金來自企業利潤再投資。但對于收支不平衡的企業來說，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投資（PE）也是重要的資金來源。最后，企業通常通過首次公開募股融資、優惠貸款或商業貸款籌集研發資金，在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創新型企業可以廣泛獲得這些資金（圖 4）。

除了近期對科技公司的打擊之外，中國經濟放緩正在影響企業利潤，尤其是受消費疲軟影響的主要科技垂直行業，包括人工智能領域的主要創新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瓜子和小米。2023 年上半年，專注于信息服務（包括新聞資訊、搜索、社交網絡、游戲和音樂視頻）的企業收入同比下降 2.5%。同期，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的研發支出同比減少了 6.8%。

經濟放緩也影響了股權融資渠道，而股權融資渠道已成為中國初創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2022 年，中國的風險投資資金比 2021年減少了一半（-48%），2023年上半年又同比減少了17%——這對早期融資和生物技術等依賴風險投資的行業產生了直接的負面影響。

這一趨勢并不局限于中國：過去幾年，全球風險投資都出現了下滑。然而，這將使中國初創企業失去一個重要的資金、技術和知識轉讓來源。根據 Pitchbook的數據，2021年至2023年期間，有外資參與的風險投資交易占總交易量的比例將從21%降至10%。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數據，2023 年第三季度，外國直接投資（FDI）也首次出現負增長。

最后，盡管貸款不是發達經濟體的典型研發融資來源，但鑒于中國金融體系的政策導向性，貸款在中國發揮著重要作用。根據上述外管局的報告，2020年，中國16%的技術創新企業使用銀行貸款為其研發提供資金。

然而，展望未來，中國的銀行可能需要承擔與地方政府債務重組過程相關的大部分成本，這將降低其利潤和向其他經濟部門提供信貸的能力。高科技公司違約的案例也可能阻止銀行和投資者向創新公司提供貸款。歸根結底，中國金融機構是否愿意繼續向科技企業提供貸款，將取決于政府采取更深層次的舉措，提高激勵措施，將信貸轉向更具創新性的經濟領域。

PART/5

 擺脫科技資金緊縮的途徑

在增長放緩和財政緊縮加劇的背景下，為了保持高水平的科技融資，中央政府可以決定采取一些措施：

（一）采取大膽的改革措施來增加財政收入。包括一系列財政改革，將增值稅收入更多地重新分配給地方政府以及長期爭論的財產稅。

（二）政府可以增加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并使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以科技資金為條件。截至2023年，只有0.06%的中央對地方轉移資金正式與科技掛鉤，然而，填補地方政府的科技貢獻將需要中央層面的大量新資金撥款，以及擴大中國的中央預算赤字。

（三）嘗試用商業資金來源來補充政府科技資金來源。去年，中國政府推出了“科技創新再貸款額度”，目的是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別為創新企業釋放2000億元人民幣（297億美元）和4000億元人民幣（566億美元）的科技資金。政府還越來越多地鼓勵金融市場與科技優先事項保持一致。截至2023年3月，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中有20%、在STAR市場上市的公司中有43%、在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40%是“小巨人”公司，即政府資助的高科技制造公司。通過繼續優先發展戰略產業，中國政府最終可能會將更多的銀行貸款和股權支持引導到優先領域，在國家確定的科技優先領域。

（四）政府還可以增加對非金融工具的使用，以支持創新型企業和關鍵的科技參與者。中國的創新型國家冠軍和小巨人已經獲得了一系列非財務利益，這使他們在與非戰略性公司的競爭中具有競爭優勢。這些措施包括有利的法律和監管待遇、優惠許可或公共采購準入、設置市場準入壁壘等。

（五）決定將其稀缺資源集中在被認為對長期國家安全最關鍵的少數部門和行為體上。半導體等行業和華為等企業已經得到了政府越來越多的支持。雖然過去兩年全球政府基金的投資總額有所下降，但在2023年9月，中國政府推出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半導體基金——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目標規模為3000億元人民幣（400億美元），重點投資于芯片制造設備。但要縮小中國創新資金的投向范圍并非易事。在日益加大的去風險化和多元化努力中，政府可能需要管理從農業機械到先進機器人和軟件等越來越多的“堵點”。

PART/6

對中國創新生態系統的影響

雖然中國的科技總支出在未來幾年仍有可能增長——但增長速度很可能比過去十年要慢得多。中國的科研經費占GDP的比重（2021年為2.43%）仍然遠遠落后于美國（3.46%）、日本（3.30%）、韓國（4.93%）或德國（3.13%）等頂尖創新國家，其基礎研究經費占GDP的比重還不到韓國和美國的三分之一。

然而，如果政府設法將稀缺資源集中在較窄的公司和技術上，其在這些領域的技術實力很可能會繼續增長。除了半導體之外，造成國家安全漏洞的技術瓶頸和對長期技術主導地位的競爭至關重要的顛覆性未來技術可能會被優先考慮。《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集成電路、高端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基礎軟硬件等列為核心戰略領域。

但是，如果沒有政府預算支持的快速增長，基礎研究將很難擴大。而將資源集中在有限的政府挑選的技術和公司上，就有可能使中國更廣泛的創新生態系統受到影響。創新很少是線性的和可預測的——它通常是通過不同技術領域之間的溢出效應和各種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來實現的。盡管中國政府成功地鼓勵了可再生能源等關鍵技術，這些技術正在推動當今全球經濟的重大變革，但在選擇未來技術方面可能并不那么容易。

人的因素也是創新的關鍵。在過去的一年里，科研活動面臨投入增加的壓力，科研人員人均經費與2021年相比減少了5000元人民幣（743.5美元）。經濟放緩導致的學習和就業壓力也可能影響到整整一代創新者的生產力和創業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