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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鏈重構和我國現代產業體系構建的戰略性思考

李開孟 申海燕

產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產業發展水平尤其是科技創新能力是國家實力的重要體現，是影響國家發展與安全的決定性因素，產業之爭本質上屬于國運之爭。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快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新冠疫情爆發、中美戰略競爭、俄烏沖突以及地緣經濟裂變等深刻影響產業發展格局，全球產業鏈遭受嚴重沖擊，產業鏈脆弱性持續提高。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我國要把握產業演替規律，主動參與全球產業布局調整，持續增強自身產業鏈的安全性、穩定性和競爭力，不斷提升駕馭全球價值鏈的主動權和影響力，為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一、全球產業加快轉移推動產業鏈加速重構

全球產業鏈是指生產最終產品及服務的全部過程，以及這些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分布情況，是由不同階段的價值創造活動組成，而這些階段至少分布在2個及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全球產業轉移，是指生產最終產品及服務的其中一個或若干環節，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轉移。產業鏈重構，是指伴隨產業轉移而產生的產業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重新調整，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分工調整及產業利益格局變化。

(一）全球經歷過四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

19世紀以來，全球共發生四次產業轉移，每一次產業轉移都支撐了全球經濟的新一輪繁榮，深刻改變了全球產業布局和產業鏈結構，帶動了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具體來看，第一次產業大轉移發生于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英國憑借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當時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及經濟霸主，但也面臨產業成本升高、市場容量有限等瓶頸問題，引發產業向法國、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及北美國家進行轉移。第二次產業轉移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產業轉移的路徑是從美國向日本和原聯邦德國轉移。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是由日本、德國主導逐步向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展開產業轉移。第四次轉移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因其巨大的內需市場、完備的工業體系、較低的要素成本等優勢，成為該次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國。除了對東亞“四小龍”產業的承接，也吸引了大量的美國和歐洲投資，逐步發展成為“全球制造業基地”和“世界工廠”。

總體來看，幾輪產業轉移呈現依次推進的特征。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進而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轉移主體從相對發達的國家轉移到次發達國家，再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逐層推進，“雁行”經濟發展理論就是對這一規律的形象描述。此外，要素和市場是產業轉移的關鍵驅動因素。制造業成本的不斷上升和市場需求的變動，是促使發達國家產業向外轉移的內在動因，而產業承接國的成本優勢和龐大市場則是產業轉入的根本動力。跨國公司的發展又加速了技術的轉移與擴散，并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主體。

(二）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動新一輪產業轉移

科技創新是大國崛起的戰略基石，也是推動產業大規模轉移的重要動力。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發展經歷了三次技術革命，分別是18世紀中葉開始的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技術革命，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以電力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技術革命，20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當前，以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基因測序等技術的發明和發展為標志，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孕育興起，推動全球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對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形成顛覆式沖擊，也將深刻改變經濟運行方式及國家間的產業關系，催生新一輪全球產業大轉移。

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其他技術深度融合，推動全球產業鏈跨行業、跨業態深度融合，產業體系發生根本性變革。在發展速度上，本次科技革命呈現出指數級而非線性的發展速度。在廣度與深度上，本次科技革命是基于人工智能、區塊鏈、5G、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的超連通性，通過網絡物理系統，模糊了物理、數字和生物領域之間的界限，實現了跨越部門、軟硬件、制造與服務的協同創新和融合發展，并將以前不同的價值鏈整合到更大的商業生態系統中，實現了全球產業鏈的加速重構；另一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推進，除帶來生產效率的巨大提升外，還對原有生產模式形成顛覆式創新，包括涌現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擴展新的生產對象和生產產品，創造新的組織方式、管理模式等，這些都是研判和把握產業演替規律的重要時代背景。

(三）新一輪產業轉移加快重塑世界版圖

近年來，國際體系與世界力量對比出現“東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趨勢。特別是隨著全球產業轉移進程的加快，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權力首次開始向非西方世界轉移擴散，新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加速形成。美歐為消費市場和研發中心、東亞為生產和制造基地、中東拉美為能源資源輸出基地的原有“大三角循環”分工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在繼續從事研發和高端制造的同時，將成為重要的能源生產供給地；我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級，并成為研發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參與者；中東、拉美等能源資源生產國將加快工業化和產業多元化進程。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出現轉折性變化，隨著我國經濟總量逐漸趨近美國，美國對我國的戰略遏制同步升級。同時，2008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減速、政治動蕩、社會撕裂更趨明顯，面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以至于軍事等多方面壓力，引發逆全球化和地緣經濟撕裂思潮泛起。目前全球正在經歷第五次產業大轉移，涉及范圍之廣，影響因素之復雜，均前所未有，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組成因素。

(四）意識形態遏制升級加劇全球產業鏈調整

一般而言，產業轉移既有其自身規律，也受到主要大國經濟外交戰略調整的影響，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屬性。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除自然災害、疫情等無法預見的因素外，國際政治因素對全球產業鏈的干擾將越發頻繁。

今年5月，美國-東盟特別峰會在美高調舉行

近年來，全球意識形態和話語權的爭奪越發激烈。美國及西方國家通過意識形態斗爭，打擊和削弱新興國家成為一貫的策略手段。在2021年舉辦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談到中美競爭時說，“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不是與中國本身的競賽......（而是民主國家）與專制者、世界各地的專制政府的較量。”實踐中，歐美等國以WTO和所謂價值觀相同國家之間貿易協定為基礎，形成了維護自身產業鏈優勢地位，以及遏制新興經濟體發展的共識。由于東亞國家的產業發展環境與歐美國家制度存在的異質性特征，在“意識形態-技術-制度”聯系框架中具有不穩定性，產業鏈面臨著歐美國家意識形態劃線“破壞”的風險。如受益于第四次產業轉移，我國逐步發展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逐步意識到實體經濟尤其是先進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發達國家紛紛提出“再工業化”“工業4.0”“制造業回歸”“工業振興”等戰略，旨在重振本國制造業。特別是在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美日韓企業積極扶持越南、印度等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對我國制造業發展造成巨大挑戰。再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進一步實施關鍵供應鏈回歸政策。美國政府于2022年5月提出由13個所謂印太國家參加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尋求建立一個所謂超越CPTPP的新型經濟架構，聚焦供應鏈協調、出口管制和人工智能標準等領域，旨在重構后疫情時代的產業供應鏈，同時也必將受到愈加明顯的所謂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影響。

5月23日，拜登在日本東京都正式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

二、我國產業鏈正在經受前所未有的外部沖擊

(一）產業鏈面臨“去中國化”風險

當前，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抬頭，全球化遭遇逆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遭受沖擊。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奉行本國優先政策，加快實施關鍵供應鏈回歸戰略，重新布局或彌補完善本國或相鄰區域的產業鏈、供應鏈，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去“中國化”。近年來美歐日等國及地區簽訂一系列高標準自貿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USMCA）、《歐日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EPA）等的簽署和落地，進一步強化北美、歐洲和亞洲三大產業板塊的區域化屬性，我國面臨被排除在這些區域之外的風險。2021年4月7日，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一項規模2435億日元的“改革供應鏈”計劃，根本目標是資助日本企業將產能撤離我國，實現產業基地的多元化。2021年4月9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示，政府計劃對美國企業從我國遷回美國所發生的所有成本，在當年進行100%的當期費用化處理。美國及其所謂友好國家攜手謀劃將部分產業與我國切割的行動，將使我國產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

(二）部分關鍵產業面臨“斷鏈”風險

世界銀行《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布中，中國、墨西哥等國的制造業比較突出，印度和新加坡的服務業比較突出，德國、日本和美國在創新商品和服務方面比較突出。我國在高技術領域與美國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如電氣和光學設備行業，美國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為71.45%，我國為29.02%。產業發展差距背后是技術上的差距。我國高技術產業研發經費占制造業研發經費的比重為26.3%，遠低于美國的73.3%、韓國的58.7%、日本的41.2%、德國的34.3%。此外，我國部分關鍵零部件、基礎材料和重要元器件等嚴重依賴進口，自給率不足30%，基礎軟件、開發平臺、基本算法長期受制于人，航空機載系統、大型渦輪發動機、光刻機、EUV等集成電路裝備被歐美國家壟斷。2021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額4326億美元，為第一大進口商品。這些“卡脖子”技術和產品，嚴重制約著我國產業的安全發展。一旦出現斷供，或將引發產業鏈“斷鏈”風險。

(三）高技術產業面臨“精準脫鉤”風險

近年來，美國將我國視為“體系性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者”，“大國競爭”愈演愈烈。這是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產業鏈發展必須面對的現實環境。美國不斷加大自身研發投入，提升本土關鍵供應鏈的完整性與競爭力；同時，通過組建“印太經濟框架”等手段，實施“精準脫鉤”政策，采取“小院高墻”策略，精準選擇“技術脫鉤”所涉及的技術領域，限定在被認為影響未來經濟、軍事和科技發展及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與相關供應鏈環節，加大“脫鉤”力度，加強安全審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單邊措施。此外，還與盟友攜手重構關鍵技術供應鏈，與加拿大、韓國和歐盟分別建立聯合研發工作計劃，組建四方安全對話框架中的新興技術工作組。美國國務院于2020年10月公布的《關鍵與新興技術國家戰略》中，列出了先進計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統、通信和網絡技術、數據科學與存儲、量子信息科學、半導體與微電子、分布式賬本技術、人機界面、先進傳感、先進工程材料、先進制造業、航空發動機技術、先進常規武器技術、農業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醫療和公共衛生技術、太空技術，以及化學、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緩解技術等20項關鍵技術，幾乎涵蓋了所有高技術領域，對我國的“精準脫鉤”計劃正在加快推進。

(四）中低端產業面臨“空心化”風險

2008年以來，以制造業遷移為特征的第五次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重構開始啟動，新興發展中國家正在積極分流我國部分產業，使得我國在部分區域面臨產業“空心化”的風險。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升，“人口紅利”、勞動成本等傳統優勢正在逐步消失，“中國制造”逐步被生產成本更低廉的印度、越南、緬甸、泰國、印尼等國家和地區替代。我國對美出口機電產品主要被墨西哥、日本、德國等替代，而家電、玩具等主要被越南、加拿大、中國臺灣地區所替代，紡織品主要被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替代。新冠疫情后，隨著各國政府鼓勵涉及國家安全和基礎民生的產業回流，以及跨國公司出于兼顧成本與分散風險等考慮而調整產業布局，我國中低端產業鏈將面臨持續外遷的風險。

三、我國應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有利條件依然存在

(一）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逆轉

應當看到，引發經濟全球化的深層次因素沒有變化，經濟全球化仍是大勢所趨。首先，引發本輪全球產業鏈浪潮的信息技術革命仍在持續發揮作用；其次，通過全球布局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本性，全球產業鏈布局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分工普遍化和精細化的必然產物。按照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原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組織生產活動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個別國家的政治干擾可能會減緩全球產業鏈的發展進程，但不能動搖全球化發展的基本趨勢；再次，經濟全球化正處于周期性調整階段。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在促進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同時，也產生各種負面影響，需要進行調整優化，但全球化進程并沒有停止。

(二）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巨大內需潛力，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也是迎接全球產業鏈重構和抵御美國遏制的自信、勇氣與底氣。按照邁克爾·波特“鉆石模型”，國內市場規模及性質對打造國家競爭優勢具有關鍵作用，不僅影響生產規模和效率，而且是構筑產業集群、打造產業優勢的驅動力。通過及時發現國內市場需求的形態和特征、構筑國內市場的獨特競爭優勢，更容易拓展到國際市場，形成國際競爭優勢。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1年GDP總量為114萬億元，人均GDP超過8萬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4萬億元，接近美國的消費規模。我國人口總量14億、中等收入群體4億。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和龐大的消費群體是全球任何一個經濟體都無法忽略的現實存在。當前我國正在啟動新一輪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建設，也將極大地拉動內需，充分釋放需求潛力。

(三）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

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建立起行業齊全、配套完善的工業體系，三次產業結構漸趨合理，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鏈不斷延伸，有力帶動了經濟快速發展。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進口國，是亞太地區乃至全球中間產品供應鏈的樞紐。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產業鏈結構，具有集群優勢和產業發展韌性，使得個別國家難以通過“拉幫結派”“建小圈子”實現“去中國化”。同時，我國不斷加強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鏈升級，積極推動向新能源開發、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5G、智能電網、醫療器械等新產業鏈延伸拓展，光學影像、電子計算機、醫療設備、運輸設備等部分高技術產品的技術差距正在縮小，高鐵、航天、大飛機等產業全球競爭力迅速上升，芯片、數控機床、發動機等技術短板弱項正在迅速補上，使得我國完全有能力和條件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經濟體系。

(四）中國人的勤奮實干是最大競爭力

我國近9億人規模的勞動年齡人口居全球首位，且勞動成本依然處于國際較低水平，有組織、守紀律、吃苦耐勞，優質現代產業工人隊伍帶來的“人口紅利”短期內不會完全消失。同時，我國擁有全球龐大的“人才紅利”優勢。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口規模達到9000萬，遠遠超過美國，成為我國產業人才隊伍的中堅力量。

(五）我國在部分產業領域已居領先地位

我國與美國、德國一起，成為全球中間品貿易的三大中心，同時也是亞太中間品貿易中心。東亞—太平洋地區一直是全球電子產業鏈布局最密集的地區，我國則是該區域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和全球產業鏈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我國作為后發國家和人口大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技術發展上具有獨特技術代際跨越和市場規模優勢，尤其是在部分新興產業領域已經位居世界前沿。如在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其他新技術領域已經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在新能源開發、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軌道交通等領域已經處于領先地位。

四、積極穩妥推動全球產業布局優化調整

面對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產業分工調整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的大趨勢,以及美西方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帶來的不確定性，要堅定戰略自信，主動識變、求變、應變。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守住維護產業鏈完整性、獨立性、安全性的底線，構筑產業鏈先進性、現代化的高線，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對防范產業“空心化”的重要作用，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在開放合作中著力構筑全球產業鏈新優勢，努力把外部風險挑戰轉化為轉型發展的新機遇。

(一）遵循產業演替規律調整產業結構

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產業轉出國還是產業承接國，哪一個國家能夠順應國際產業演替的規律、把握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就可以加速本國的現代化進程，加快建成世界經濟大國和經濟強國。為此，要遵循產業演替規律，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引導產業優化布局。要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強化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抓緊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保障能力；要抓住數字化機遇，運用新理念、新技術、新方法鞏固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力；要重視國有企業產業鏈龍頭、鏈長作用，形成國有骨干企業為龍頭的生態鏈；要發揮平臺企業的帶動作用，用互利共贏的理念為產業鏈“賦能”。此外，要利用我國產業領域積累的優質產能，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依托，加強科學引導、提升綜合服務、做好有效監管和風險防控，持續深化國際產能合作。

(二）通過科技創新驅動產業鏈現代化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實施以來，科技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科技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應當看到，我國創新仍主要以引進、跟蹤和模仿創新為主，缺乏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原始創新、自主創新成果，創新還不適應產業轉型發展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為此，要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持續加強基礎研究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強化關鍵技術和產品供給，在保留目前產業鏈較長、產業鏈完整度高等特征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我國產業附加值與技術要素比重，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推動我國產業鏈從 “微笑曲線”底部的生產制造環節，向曲線兩端高附加值的研發、品牌環節逐漸延伸，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和影響力。

(三）全方位深層次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

一是對技術創新能力和生產能力較弱的產業，要通過重大科技項目攻關，破解關鍵技術瓶頸，掌控關鍵產業環節，加快實現替代進口，建立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產業鏈布局結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無縫對接；二是對于產業基礎好、技術能力強的產業，以國內市場和產業集群為基礎，打造核心產業鏈。以RCEP成員國為重點，發揮地理鄰近優勢，合理布局國內外生產基地，構建區域主導型的全球產業鏈；三是對比較優勢明顯、基礎較好的產業，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主動嵌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中，并適時向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等上游產業鏈延伸，或向銷售、售后服務等下游產業鏈延伸，力爭在全球產業鏈構建中占據更多主動。

(四）發展數字技術爭奪產業鏈主導權

我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需要應對勞動力短缺和勞動成本上升的挑戰。大力發展數字技術，推動數字技術與制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是應對勞動力短缺難題的必然選擇，也是維護和提升全球產業鏈影響力的重要途徑。當前，數字生產、數字交易、數字消費快速發展，商業化應用場景日新月異，推動相關產業實現顛覆性變革，并不斷催生新生產方式、新產業形態、新消費模式。數字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使全球產業鏈發展更加靈活、更有彈性、更為智能。元宇宙應用場景不斷延展，商業化加速，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在更寬領域、更大規模跨界融合提供了無限可能。因此，要把數字技術作為搶占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戰略高地，加快完善數字技術創新布局、數字人才培養、數字產業扶持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和大數據監管機制創新，推動數字經濟創新發展。

(五）在全球產業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全球化是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特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產業發展早已突破地區和國家的界限，推動全球產業治理機制發生深層次變革。加快推動我國產業升級發展，必須具有全球視野和全新思維，不斷推動產業鏈向中高端邁進。一是充分利用和整合全球資源，依托全球價值鏈實現產業升級，并在國際競爭中形成核心優勢；二是積極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平衡成本優勢和質量優勢，開展中國品牌創建行動，提升自主品牌影響力和競爭力；三是健全市場化競爭機制，大力保護知識產權，完善法律規范體系，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四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通過“一帶一路”和多邊經濟治理機制創建，推動形成更多跨區域、跨國界、跨領域的產業合作多邊治理框架。

五、多措并舉加快構建高質量現代產業體系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將現代產業體系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撐和關鍵領域，強調通過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發展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一）加強頂層設計強化戰略引領

高標準謀劃現代產業體系，堅持以產業生態圈創新推動經濟發展模式創新，以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為方向，以科技牽引產業高端化、綠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發展，從體制機制、要素培育、企業主體和產業發展多個層面協同發力，促進產業鏈、要素鏈、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五鏈融合”，加快構建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支撐、以新經濟為引領的高質量現代化開放型產業體系，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同時，用好東中西發展縱深，以鞏固和提升我國完整的產業體系為戰略方向，有序布置產業結構。東部省份進一步向加工工業高端化發展，中西部省份依托本地條件加快承接東部轉移產業，形成西部以能源支撐產業為主軸，東部以高端產業發展為主軸的產業發展新格局。

(二）制造業優先鞏固產業鏈基本盤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國家創造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先進制造業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引領著制造業未來發展的產業方向，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力量，以及邁進世界制造強國的重要基礎。要加強統籌謀劃，強化創新驅動戰略，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增強制造業競爭優勢，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要加強產業基礎能力建設，依托國家實驗室體系、行業科技領軍企業、專精特新企業等優勢科技力量，加強創新資源聚集聚合，加大科技攻關力度，補齊短板，鍛造長板，打造跳板，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以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成果轉化和產業發展緊密結合，“政、產、學、研、用”協同發展的創新體系，加快建設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同時，構建高效創新生態系統，營造有利于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

(三）服務業主導增強產業鏈能量級

現代服務業是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在發達國家，現代產業體系的現代性主要體現為現代服務業發展比較充分，通常其在GDP中所占比重達到70%左右。2020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為54.5%，但服務業的全球競爭力還比較弱。2020年我國服務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為9.8%，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出口結構仍以傳統的服務貿易為主，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偏低。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全球產業鏈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發展速度較慢，規模總量不足，尚不足以支撐先進制造業的發展。要大力培育生產性服務市場，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推進服務業加快融入全球產業鏈。要全面深化各類事業單位和國有服務企業的體制機制改革，明晰公益類服務機構職能范圍，對非公益類服務領域破除壟斷、開放市場，實現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營利與非營利性機構分開，推動現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四）夯實科技、金融和人才三大支柱

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是現代產業體系構建和良性運轉的基礎支撐。其中，科技創新是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我國科技創新能力與經濟實力相比還很不相稱，投入規模偏低，人才素質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應用轉化體系建設滯后等。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強源頭技術供給，破解卡脖子難題，加快成果應用，強化政策保障，營造良好生態；現代金融是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我國金融總資產已超過200萬億元，總體實力明顯增強，但大量金融資源在金融系統內空轉，新興產業和中小微企業資金需求無法滿足。要把產業發展重心轉移到實體經濟，將現代金融業打造成為服務實體經濟、提高實體經濟造血功能的重要工具；人力資源是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國人才隊伍大而不強、高精尖人才相對缺乏、人才培養同生產脫節，要圍繞加快人才培養、健全人才市場、解決高水平技工短缺等突出問題，持續深化改革，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供人才保障。

(五）著力加強產業共性技術平臺建設

共性技術平臺是我國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環節，實現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重要橋梁紐帶。政府層面要加強前瞻謀劃和統籌協調，制定發展規劃，明確建設方向，集中優勢力量，整合、提升、發展一批跨行業、跨領域的關鍵共性技術平臺。市場層面，要充分發揮高校、科研院所在共性技術供給中的創新源頭作用，加強企業在共性技術供給中的主體作用，以共性技術研發為核心，以產學研用合作為依托，以產業技術集成為紐帶，以成果轉化為目標，重塑共性技術供給體系；深化轉制科研院所分類改革，鼓勵具備能力的轉制院所回歸公益共性技術研發職能；支持科技領軍企業共建、共享企業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引導各類新型研發機構、社會機構開展行業共性技術攻關，全方位解決共性技術供給的市場失靈問題，實現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的全面優化和供給能力的全面躍升。

(六）積極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

加快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加強原始創新與源頭技術供給，是當前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途徑。要立足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中心工作，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四個面向，圍繞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試驗發展等三個關鍵環節，聚焦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顛覆性技術等三類重點技術，緊盯創新資源匯聚能力、研發創造能力、成果轉化能力、未來引領能力等四種能力，著眼“構思一代、研發一代、試制一代、生產一代、應用一代”五階段技術迭代路線，注重短期與長期、理論與實踐、發現與發明、研制與應用、政府與市場、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以我為主和開放合作的協同銜接，促進技術創新、技術擴散與技術進步協調聯動，在多目標綜合平衡中不斷催生重大原創性成果，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技術策源地和現代產業高地。

(七）加快培育發展現代產業鏈鏈長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作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重點任務。加快培育現代產業鏈鏈長，著力穩鏈、固鏈、補鏈、延鏈、塑鏈、強鏈，是做大做強實體經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要積極培養具有生態主導力的產業鏈“鏈長”企業，推動重點骨干企業加快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完善“鏈長制”布局規劃和行動計劃。要堅持“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著眼于增強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充分整合調動要素資源，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將龍頭企業真正打造成為產業發展的引領者、產業基礎能力的提升者、產業協同合作的推動者、產業鏈安全穩定的維護者，以及產業競爭優勢的構建者，在暢通經濟循環、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和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注：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