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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科技創新取得積極成就，正邁入從跟跑向并跑、領跑并存，從量的積累向質的提升的新發展階段。長期以來，由于實行“以市場換技術”路線，在通過大量引進消化國外技術迅速提升整體技術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不少問題。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部署。為此，應統籌謀劃綜合施策，以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加強基礎研究夯實原始創新能力，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增強共性技術供給，以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經濟緊密結合，以多元化融資渠道解決企業融資難題，以弘揚科學精神、創新精神涵養創新生態環境，全方位推進科技創新系統工程建設。

關鍵詞：科技創新；基礎研究 ；科技強國

自2018 年中興事件以來，美國采取多種措施全面遏制我大國崛起，在經貿交流、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方面對我國產生深遠影響，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已成為危及我國發展安全的灰犀牛事件。與此同時，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于歷史交匯期，科技創新從未像今天這樣備受關注，不僅事關國家前途命運和民族復興，而且深刻影響著我國發展的安全與穩定、質量與效益，還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動著民生福祉的持續改善。加快自主創新成為擺在當前的一項重要歷史任務。

一、我國科技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已經步入從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跟跑為主向“三跑并存”的新階段， 科技事業實現了歷史性、系統性、格局性的深刻變革。

（一）重大創新成果不斷涌現

近年來，在創新驅動戰略的指引帶動下，我國取得了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成果。基礎研究進入發展快車道，量子通信、鐵基超導、實驗快堆、中微子振蕩、5G 等技術躋身國際領先行列，深空、深海、深地等技術取得長足進展，腦科學、再生醫學、高性能計算、納米技術、干細胞與基因編輯等技術實現原創性突破。在基礎研究的源頭帶動作用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從量子衛星到量子計算機，從“天河”到“神威”的“超算”，從載人航天到探月工程等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北斗導航、“天眼”、載人深潛、國產航母、大型客機、高速鐵路等重大創新成果，有的填補了國內空白，有的走在國際前列，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科技進步，帶動了創新鏈、產業鏈的整體崛起。

從科研成果看，2012—2019 年，我國專利申請量從 205.1 萬件增加至 438 萬件，專利授權量從 123.5 萬 件 增 加 至 259.2 萬件， 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 11.4% 和 10.9%。其中，發明專利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1.5% 和11.1%（見表 1）。截至2019 年底，我國共擁有有效專利972.2 萬件，年度環比增長16%。其中，境內有效專利 869.2 萬件，增長17.5% ；境內有效發明專利186.2 萬件，增長16.3%（見表 2）。目前，我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均居世界首位，科技論文和自然科學指數排名僅次于美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 我國創新排名從2015 年的第29位躍居到2020年的第14位。目前，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60%，科技創新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二）基礎研究平臺加快建設

以國家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以及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為代表的各類科技創新平臺，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構建起了科技基礎設施的四梁八柱。經過30多年的建設發展，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已成為我國孕育原始創新、推動科學發展以及解決戰略前沿科技問題的重要力量。

國家實驗室體現了一個國家科研水平的最高標準。我國于1984年開始建立國家實驗室，目前已建成的有6個，正在籌建的有14個[1]。國家重點實驗室是行業科研水平最高標準的體現。截至2019年底，我國正在運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有 515個 [2]，分布在地球科學、工程科學、生物科學、醫學科學、信息科學、化學科學、材料科學、數理科學等領域。2018年《關于加強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建成定位準確、目標清晰、布局合理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重點實驗室數量要達到 700 個。截至2019年底，我國還累計建設了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33個，國家工程實驗室217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1540家，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1177 家，國家備案的眾創空間 1888 家[2]。

（三）創新要素投入持續增長

近年來，我國科研隊伍不斷壯大，人才規模居世界前列。統計局有關數據顯示，自 2013年起， 我國研發人員總量開始超過美國， 居世界首位。2018 年，我國研發人員規模達到419萬人，研究生學歷人數占比超過20%，兩院院士人數1617人  [3]。此外，國家高層次人才計劃的實施，統籌了一批國內外人才資源，構建了高層次的創新創業人才隊伍，為科技創新注入了不竭動力。

與此同時，我國研發投入也呈現穩步增長態勢。我國研發經費從2012年的10298.4 億元增加至2019年的22143.6 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1.6%。與此同時，研發經費投入強度（R&D 經費支出與 GDP 之比）也持續攀升，從1.92%增加到2.23%，提高了0.31個百分點（見表 3）。研發投入的穩定增長，保障了科技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

（四）創新制度環境逐步完善

1985 年《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發布，正式拉開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2006 年，我國中長期科技規劃綱要頒布，明確了科技事業發展的戰略目標、發展方向、實施路徑、重點措施。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把創新擺在事關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5 年《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要求加快形成適應創新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2016年《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頒布，提出了“三步走”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即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有關決定中，要求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健全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把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作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的重要內容。

當前，我國正邁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實現經濟更有效率、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我們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也是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4]“加快科技創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需要。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水平，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科技創新是關鍵。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也需要科技實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5]“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幸福安康。”[6]我國加快推動科技創新的政策環境正在逐步完善。

二、我國科技創新道路及模式

（一）創新理論及我國的實踐

通常，技術創新有三種模式：原始創新、集成創新以及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原始創新最早由托馬斯· 庫恩（1962） 提出。他認為，舊的科學范式經過不斷發展形成危機與科技變革， 原始創新就是從這種不斷積累的過程中產生的新的科學范式 [7]。簡言之，原始創新是通過理論研究，產生重大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原理性技術等的創新活動，主要集中在基礎和前沿等領域。集成創新的思想源于Marco Iansiti 1998 年提出的“技術集成”（后被認為是集成創新）概念，即“通過組織過程把好的資源、工具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行應用稱為技術集成”[8]。Nancy Staudenmayer 認為， 集成創新是按照社會和市場需求，系統地組織內外部優勢資源產生具有功能倍增性技術發明和創新產品的過程 [9]。實踐中，集成創新通常聚焦關鍵領域、戰略產品、重大工程，通過技術要素的有機融合尋求系統突破。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模式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理論。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技術基礎相對薄弱，不具備大規模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條件，應該集中力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后發優勢理論認為，由于技術在世界各國之間分布不均衡，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引進技術帶動科技進步，從而增強創新能力，形成后發優勢。

上述三種創新模式中，原始創新是基礎，是一切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總源頭；集成創新是關鍵，通過推動技術要素的集成融合，能夠高效率解決創新難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是捷徑，可以快速縮小不同區域之間的科技差距。在實踐中，三種創新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相輔相成的。

以我國高鐵技術發展為例，2004年我國制定了“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發展戰略， 在原鐵道部的組織領導，鐵科院、鐵道部第三勘察設計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南大學等多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技術支撐下，中國南車集團下屬的青島四方、中國北車集團下屬的長春客車廠和唐山機車廠先后從加拿大的龐巴迪、日本的川崎、法國的阿爾斯通和德國的西門子引進高鐵技術，開展消化吸收、系統集成以及自主創新，聯合設計生產高速動車組。2015 年，采用我國標準的動車組正式下線，標志著我國高鐵不僅消化吸收了國外技術，具備了系統集成的能力，而且通過自主技術標準的制定，形成了原始創新能力，實現了技術的本土化和自主化[10]。

（二）我國科技創新發展道路

歷史經驗表明，從引進、消化、吸收到原始創新是世界各國創新能力建設的必由之路。美國、日本、韓國等科技強國早期也是從引進消化吸收起步，逐步構建起本國的自主創新平臺，實現了向原始創新的重大轉變。美國建國后的頭100多年，主要是應用歐洲的先進技術發明實現商業化。直到二戰后，才逐漸開始大力支持基礎研究和前沿性重大技術研發，向原始創新轉變[11]。德國、日本、韓國也是從模仿開始走上自主創新道路。

我國也不例外。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由于科技整體水平相對落后，重視技術引進吸收，走了一條“以市場換技術”加快產業調整，實現快速發展的道路。以讓渡國內市場為代價，吸引國外產品和技術進入國內市場，使企業可以快速獲取國外先進技術， 并通過消化吸收形成創新能力，迅速提升工業技術水平。可以說，我國很多領域的技術進步，都是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 技術創新活動日益頻繁。集中創新資源，開展集成合作，共同解決難題，成為行之有效的創新方式。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又為開展集成創新提供了有力保障。從建國初期的“156 項工程” 建設項目到“兩彈一星”研制工程，以及現代工業體系的構建，基本上都是發揮制度優勢、開展集成創新的成果。2012年以來，我國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開展統籌謀劃和動員組織 [12]，重大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實踐證明，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廣泛調動整合創新資源，充分激發創新主體積極性，通過重大工程的引領實現復雜系統的集成， 可以加快自主技術平臺建設，帶動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整體崛起。

縱觀我國創新發展歷程，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以及集成創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最關鍵的原始創新一直是最大的弱項短板。實際上，僅靠引進吸收創新、集成創新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技術來源和原始創新能力問題。引進技術、集成創新是沿著別人的發展道路走，技術源頭在別人手里，難以形成自己的創新動力源。一方面，“以市場換技術”的路線方針，只有在以充分消化吸收為我所用、提高本土工業技術能力為目標的前提下，才能成為夯實我國科技能力的行之有效的發展路徑  [13]。另一方面，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要不來、討不來的，一味奉行“拿來主義”只能被鎖定在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難以保障產業安全。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將科技創新擺在事關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堅持走自立自強發展道路，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我國正邁向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新征程。

三、當前科技創新面臨的突出問題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科技大國，但離科技強國還有很大距離，科技創新還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具體而言，我國科技投入規模仍然偏低，基礎研究投入更為不足，科技人才隊伍素質亟待提高；在創新成果方面， 缺乏重大的原創性、顛覆性創新， 不少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危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

此外，我國科技創新格局還存在著全局與局部、短板與長板、研發與應用等不平衡、不協調、不持續的矛盾與問題，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尚未形成，教育文化體制不適應發展需要，創新生態系統亟待完善。

（一）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 , 對推動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據統計， 我國嚴重受制于人的技術產品主要集中在重大裝備、關鍵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軟件、先進工藝、測試儀器儀表等領域。目前， 我國核心零部件、基礎元器件、高端材料自給率不足三分之一， 先進設計、基礎工藝能力不足， 重要零部件、基礎元器件、關鍵新材料自給率只有 20%，關鍵技術的對外依存度高達 50%。如，我國信息產業和制造業芯片 90% 以上依賴進口，2019 年集成電路進口額超過 3000 億美元，超過石油成為第一大進口商品。我國航空機載系統和設備高度依賴美國和法國， 大型渦輪發動機市場被 GE、羅羅和惠普壟斷，5 軸及以上高端數控機床嚴重依賴進口，大型模鍛壓機僅有美俄法等少數國家擁有成型能力，高端醫療器械進口率超90%。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隱患。

（二）基礎研究能力相對薄弱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總源頭。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2019 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 1335.6 億元，應用研究經費 2498.5 億 元，試驗發展經費18309.5 億元。三者比重分別為6.0%、11.3% 和 82.7%（見圖 1）[14]。

與此相比，發達國家高度關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從基礎研究投入情況看，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比重一般為 15% ～ 20%。2018 年， 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5 國的基礎研究經費占國內研發總投入的比重為 12% ～ 23%。從應用研究情況看，英國、法國應用研究經費占比最高，超過 40%，美國應用研究經費占比為 20%（見圖 2）[15]。

當前，我國產業基礎能力薄弱，高端人才缺乏，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缺乏從0到1的重大原創性、顛覆性成果。我國數學、物理學、化學、經濟學等學科理論研究滯后，非線性科學、生物化學、地球科學、分子神經生物學、空間科學等新興領域差距大，生物制藥專利90%來自國外。基礎研究落后導致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創新鏈分工的中下游，只能亦步亦趨跟著發達國家跑，發展風險不斷累積。從世界范圍看，現代科技革命成果中的90%源于原始創新，美國技術創新中的 80%為突破性技術。要實現重大顛覆性創新，除了扎扎實實打基礎，踏踏實實固根基，沒有捷徑可走。

（三）應用體系建設較為滯后

近年來，我國在超級計算機、北斗導航、載人深潛等技術領域不斷取得突破，但應用價值尚未充分發揮，實現產業化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主要原因是，我國技術創新聚焦產業發展不夠，科技研發和生產需求存在脫節，創新體系建設還不健全，創新鏈中從科學到技術，從技術到產品的轉化渠道不暢。目前，我國科技產出轉化比例低、效率很低。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高校每年取得近 8000 項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 10%，中科院有效發明專利的平均維持時間5.2 年，意味著絕大多數專利沒有轉化。可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與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顧此失彼。

（四）企業研發投入明顯不足

近年來，我國科研經費增長較快，2019 年科研投入規模 2.2 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位，但從研發強度情況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OECD 統計數據顯示， 2018 年，韓國研發強度為 4.5%， 日 本、德國為 3.2%左右，美國為 2.6%，我國則為 2.2%[15]。尤其是我國科研單體投入規模明顯不足，企業研發投入水平偏低。根據《2018 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統計，在全球46個主要國家和地區 2500 家企業的年度研發投入排名中，美國企業有 778 家，歐盟企業有577家，我國只有438家。從全球100強排名看，美國企業最多，有35家；其次是日本和德國，各有 13 家。我國為11家，華為是唯一入選前 50 的中國企業，位列第5[16]。

從研發人員情況看，我國數量雖居世界首位，但研發人力投入強度指標相對落后。2017 年， 在研發人員總量超過 10 萬人年的16個國家中，我國每萬名就業人員的研發人員數僅高于巴西，排名倒數第二位，發達國家該項指標值為我國 4 倍以上[17]。

（五）科技資源配置不盡合理

當前，我國科技資源分散現象嚴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體現。總體上看，東部地區在創新驅動戰略投入體系、支撐能力以及產出體系中的作用高于其他地區，北上廣、江浙等發達地區的科技發展水平也遠高于其他地區。根據《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研發強度最高的北京為 6.31%，最低的西藏僅為0.26%， 相差23倍。

從產業部門情況看，研發投入強度最高的為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強度值為 3.81% ；研發投入最低的行業為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強度值僅為0.17%，兩者相差21倍。進一步優化科技資源的區域配置與產業配置，促進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已成為當前面臨的重要任務。

（六）創新驅動尚未形成主流

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一批高科技企業，華為、阿里巴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 2018 年日本經濟新聞社發布的全球主要企業創新力排行榜中，阿里巴巴進入前10強。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 發布的 2018 年國際專利申請年報顯示，華為提交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全球第一，達到5405 項， 創下了 WIPO歷史上由一家公司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量的記錄。當年，華為也以113.34億歐元的研發投入位居《2018 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第 5 位[16]。

與此同時，我國大量的中西部地區、中小微企業仍然依賴資源、勞動力、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驅動，處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中低端，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科技進步的貢獻率有待進一步提升，創新驅動戰略實施仍然任重而道遠。

（七）教育文化軟環境有待優化

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和文化生態， 包括知識產權制度、教育制度、投融資制度等，以及在全社會形成的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才、崇尚成功、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

當前，我國科技管理體制仍然不適應創新發展需要，如科研管理體制激勵不夠，經費投入“見物不見人”“重物不重人”，科研成果轉化機制不暢，最后一公里難以打通等；教育體制存在行政主導、條塊分割、效率低下、封閉管理等弊端。

此外，創新驅動發展離不開作為創新主體的人的素質。近年來，我國公民的科學素質總體上有所上升，但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較大。良好的環境是培育創新的陽光、空氣、水分和土壤。當前，我國也亟待培育形成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包容精神， 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

深入分析我國科技創新領域存在的問題，可以看出，不同層面的問題相互交織、彼此影響。總體上看，我國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具體表現是關鍵零部件、基礎元器件、高端裝備等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主要原因是我國基礎研究水平不高，基礎理論體系不完善，難以產生從0到1的原創性成果；實質根源則在于我國科技創新系統建設還不健全，教育、文化、科研體制等不適應創新需要，創新生態環境亟待完善，創新要素活力難以激發。這三個方面環環相扣，形成了影響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邏輯鏈條。

四、全面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的建議

當前，我國正處于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歷史征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以應對國際形勢變局，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維護人民生命健康，支撐大國崛起，實現民族復興。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一）以科技自立自強支撐國家創新發展

堅持“四個面向”，圍繞基礎技術、關鍵核心技術、產業共性技術、重大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前沿性技術等開展攻關，著力提升原創能力、攻克關鍵技術、破解工程難題、搶占科技前沿。

加強基礎學科建設，圍繞生物、空間、地球、材料、物理、數學等基礎科學開展研究， 聚焦光刻膠、鋰電池隔膜、環氧樹脂等材料，手機射頻器件、高端電容電阻、觸覺傳感器等元器件，光刻機、發動機短艙、重型燃氣輪機、高檔數控機床、真空蒸鍍機等裝備，銑刀、高壓柱塞泵、掘進機主軸承等零部件，操作系統、工業軟件、大型數據庫等軟件技術開展攻關，瞄準量子計算、機器人、腦科學、基因編輯、干細胞、合成生物、可燃冰、氫能等前沿領域進行戰略儲備[18]。

（二）以全面加強基礎研究夯實原始創新能力

加強基礎研究頂層設計，加大基礎研究支持力度，提高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力爭 2030 年達到10% 以上。

基礎研究具有公共產品和市場失靈特性，應積極探索中央財政、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國有資本金支持基礎研究的長效機制。

加快實施基礎研究重大專項，建立符合基礎研究特點的科技評價體系。對于重大基礎研究項目， 放寬科研人員準入門檻和經費使用年限，滿足長周期重大創新研究需要。

同時， 深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高校應將基礎研究人才培養擺在更加突出位置，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為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提供基礎支撐。

（三）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增強共性技術供給

共性技術是提升工業基礎能力的根本源頭，是增強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基礎。

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高度重視共性技術研究。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資助建立了上百個工業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學技術中心。2012 年提出“制造業 - 美國”計劃以來，政企聯合設立了 16家制造業創新研究院。德國政府為弗勞恩霍夫協會提供的經費占其科研投入30%左右。

我國應加快制定共性技術發展規劃，探索成立共性技術領導小組，指導科研機構加快強共性技術研發，加快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以增強公共科研能力為目標，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對已經進行企業化改制的科研院所全面摸清發展現狀，以尚能具備科研能力的轉制院所為依托，統籌行業創新資源，加快工業技術平臺建設，重塑產業共性技術供給體系。

（四）以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打通市場最后一公里

科技成果轉化是實現從科學到技術、從技術到經濟的關鍵環節。應完善成果轉化政策法規、培育專業服務機構與專業人才、建立有利于成果轉化的評價體系，形成適應轉化需求的高質量科技成果；完善包括知識產權法、反壟斷法、專利法、技術轉移法等在內的知識產權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交易和中介服務體系建設，建立知識產權質押信息平臺，擴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規模；探索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機制， 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改革，充分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動力。

（五）以多元化融資渠道解決創新資金不足問題

針對不同創新鏈環節，制定差別化的財稅、金融、政府采購、資本市場支持政策。

加強財政資金對于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的投入力度， 強化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激勵功能，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推進創業板、新三板改革， 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設立政府科技風險補償基金，建立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基金，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通過貼息、擔保、發行債券、知識產權質押、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手段，支持重大科技項目開展。

（六）以弘揚科學精神、創新精神涵養創新生態環境

創新是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企業發展、個人成長的不竭動力， 理應成為國家、企業、個人、社會層面的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行為準則。弘揚科學精神與創新文化，國家層面應發揚愛國奉獻、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優良傳統， 培育創新報國、技術報國文化；社會層面應崇尚理性思考、唯實求真、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科學精神；企業層面應倡導勇于擔當、敢于變革、追求卓越的企業家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個人層面要營造尊重知識、熱愛科學的學習文化。

廣大科技工作者應加強科學道德建設，克服浮躁求成心態， 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戰略定力，將科技工作作為長期事業常抓不懈。

同時，加強科研誠信體系建設，完善創新容錯機制，實施失信黑名單制度和容錯負面清單制度，雙管齊下營造勇于創新、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的制度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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